医责险：2015年三级公立医院参保率为100%

进而认为装潢承揽人因未尽到妥善管理装潢施工人员与施工现场的义务，对新房内装潢工人死亡致房主精神损害存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

如有报告指出：通过执法检查了解到，各地有不少涉及林业的案件没有得到及时查处，有的已积压多年，建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责成有关部门，限期对各类破坏森林资源案件进行一次系统的全面清查，尽快依法查处，今年末应当有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人大监督 一、法定功能及其边界 作为确保法律正确实施的制度工具，人大的执法检查自始至终将其监督对象锁定为同级一府两院。

[6]参见前注[1]，李飞主编书，第92页。例如，有的报告中呼吁，对违反法律规定侵犯职工和工会合法权益等行为，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处理。例如，在2006年《法官法》的执法检查中，所提到的四个问题中只有司法不公正是针对法院的，而办案力量不足，以收定支收支挂钩等违反财政纪律的做法屡禁不止，津贴、编制等法定保障措施未能落实，则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有些条件是偏客观面向的。[31]也有报告指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继承以及受教育权等民事、行政案件，要认真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特殊、优先保护原则，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

有的行政机关在原告起诉后，通过各种关系向原告甚至法院施加压力，干预法院行使审判权。某省有个乡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县法院撤销了几件后，该乡政府领导就扬言若法院再让他们败诉，换届选举时就不投法院院长的票了。基于以上分析，法院将商业风险直接排除出情势变更的适用范畴。

除此之外，还应当明确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定位模式。显而易见，对于因政策等原因无法履行的合同确无变更之可能。而情势变更中，如双方当事人对于解除并无异议，则可直接适用《合同法》中关于约定解除的条款自行解除合同。最后，在法律层面要从严把握某些核心要素，明确情势变更制度的兜底性适用原则。

由此来区分两项制度才不失为理想的二元模式。这是由于此类合同的履行期限较长，一般为二十年。

当事人应当能预见却未预见的，即属于过错。究竟是当事人对于其所未能预见之情势不具有可归责性还是当事人对于合同未履行的结果不具有可归责性，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对于未能预见之事是否具有可归责性需要考察两个因素。因此，我国仍应遵循二元模式，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将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分别立法。三、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司法实践 本文从北大法宝调取2013年至2016年所有以情势变更为案由的案件数据。

其定义将因情势所产生的明显不公平化为更直观的经济学度量：该情势会导致一方履行成本的显著增加或接受履行方得益的显著减少，结合该章节的标题可以得出结论：此二元模式中，区分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之基准线在于：合同是否能被履行。实际上，我国《合同法》94条中的第2、3款，并未对违约一方的违约事由进行限制，也就是说此时无论是否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的违约，另一方均可拥有单方解除权。合同的约束力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无法定或约定的情形，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因此，长久以来产生了大量案件，一方当事人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往往最后被法院驳回，判决继续履行。

[20]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此时，亦可以理解为当事人在发生了不可预见的情势之后并没尽到避免损害扩大的义务，因此此时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合同法》119条关于减损义务的规定。

后者，当事人对于合同未履行的结果具有不可归责性。这种情形下，法院偏向于认定原有合同的效力，并不作调整。

我国《合同法》8条的规定确认了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之约束力。[19]因此，今后人民法院可直接依据《民法总则》6条的规定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调整，并不限于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契约必须遵守，设立例外也必须谨慎。同时，情势变更风险对一系列交易的当事人产生影响，而不限于特定的交易当事人，而是相关的诸多当事人。例如，某企业的负责人涉及刑事案件接受调查，导致企业管理混乱无法继续经营。我国《民法通则》132条规定了公平责任原则的主要内容，其责任分配的依据既不是行为，也不是特定事故原因，而是源于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

将两种制度归一的基础在于，承认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均为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3]一旦合同全部或部分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那么对于该部分而言，双方可以就此解除合同并免责。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评注者认为对于灾难等自然原因造成的情势重大变化不适用情势变更之理由在于，此类情况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117条不可抗力条款加以解决。二、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效力层级 有学者认为，情势变更制度适用的法律效果应当分为两个层次。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未就情势变更设立单独条文，而是将其认定为不可抗力总条文下的特别案例。过度的制度保护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对于矛盾的解决也并无助益。

在判决书中对于二者的区别及具体适用也甚是模糊不清。一类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属问题产生的纠纷。因此，从参考要素的角度厘定情势变更的适用方式颇为必要。而法国新债法则是要求双方当事人在对情势变更产生时先进行协商，此时债务的履行并不因协商中止。

各国之所以均在各自的法律体系中纳入情势变更的内容，虽然具体的定义及相关适用程序各异，但其内在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承认在某些情形之下，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足以撼动原合同基础的改变，而为了平衡这种改变给当事人带来的不利后果，必须经由当事人协商，甚至需请求法院对该合同进行变更或解除。情势变更制度是合同约束力的反向作用力，因此其规范的时间点应当在合同成立之后。

只有在无法变更合同或变更合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时，才能最终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力。如果当事人履约成本过高，虽然履约不至完全不能，但这样的履约成本会诱使当事人选择以违约的方式来弥补或减少自己的损失，而这种恶意初衷实际上是对合同诚实信用的背离：在经济上选择最优的解决方式，甚至不惜食言。

根据上文已知，政策改变而引起的商业风险有适用情势变更政策的余地，而纯粹由于市场自身原因引起的商业风险则不在讨论之列。同理，若该情形的发生完全不具有可预见性及可归责性，那么法院倾向于适用情势变更条款对于合同进行调整。

[15]参见［德］卡斯腾·海尔斯特尔：《情势变更原则研究》，许德风译，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4期。如物价涨跌，可能是由于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导致，也有可能与商品自身的属性相关，还有可能与汇率的涨跌以及通货膨胀直接相关，甚至还可能是战争或自然灾害导致的恶果。这种分类方式摒弃了以事件性质为核心的定义方式，而着手从务实的当事人角度出发，体现了立法精神的先进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意见中曾经提及：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重新协商，改订合同;重新协商不成的，争取调解解决，但该指导意见也仅仅是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指导性参考，并非可以直接约束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准则，同时对于双方在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前的再协商程序并未提及。

而所谓的发生于法律效果消灭之前是指情势若已恢复原状，其结果归于消灭并对原有法律效果无影响，不致产生显失公平的问题，因而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因此，该僵局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只能期待法院予以打破。

在涉及情势变更的情形之下，法院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合同。[24]综上，可以看出对于适用情势变更条款，更应重视其变更原合同的修补性效力，唯在已无可补救的情形之下才可解除合同。

两者不是一个维度内的概念。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合同约束力的反向冲击，但实际上这样的冲突源于一种需维护合同完整性的内生性逻辑。